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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1960年代中国为何会从反美转向反苏

2018-11-30 19:34:57

解密:1960年代中国为何会从反美转向反苏?

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 资料图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马克·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的估计》(TheSovietForeignMinistry'sAppraisalofSino-SovietRelationontheEveoftheSplit),“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月)。。

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攻击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周琪文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

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2页。

此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1页。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两个月后,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ZW(〗《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541页。。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趋尖锐的必然反映。

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强的,也是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

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同上。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对中越边境等地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

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当代中国外交》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OriginoftheCulturalRevolution)第三卷(手稿),第16章第490页。麦克法夸尔教授这部新作的英文版近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抗苏,从而对中国作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10月7日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马齐彬、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页。。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0、255页。。

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

而至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李可、郝生章前引书,第319、320页。。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引自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第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89、190页。。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部分,“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引自《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第44、62页。

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那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本文摘自《回首“文革”》 张化 苏采青 主编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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